2013年的这个10月，APEC峰会时隔19年重回印尼，“活力亚洲”如何当得起“全球引擎”的期待，21个成员的选择，决定成败。美国民主、共和两党对医改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，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被迫关门，债务上限危机阴云压顶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小组到达叙利亚，反对派与政府军的僵持还在延续……世界的前途，笼罩在“不确定性”的云层下。正在太阳系边缘飞行的“旅行者2号”的留言意味深长：“再见，人类。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在中国，国庆长假刚刚结束，遏止公款消费是它引人注目的亮点。国庆前夜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会议紧张进行，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程参加活动联系点专题民主生活会，会上领导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瞻望前景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备受瞩目。在劈波斩浪35年之后，改革开放的中国巨轮，发展如何升级，改革如何深化，开放怎样扩大?13亿人翘首以待。仿佛是一个隐喻，10月1日上午的天安门广场，五星红旗在风雨中升起，机遇和挑战一起在前方等着这个国家。
举什么旗，走什么路，党的十八大再次给出了坚定的回答。然而把“五位一体”的布局分解成具体的任务，将“两个百年”的蓝图变为美好的现实，迈向巅峰的每一步背后，都潜伏着风险乃至危机。面对这么大的一盘棋、这么大的一份责任、这么大的一个中国，我们需要找到得力的抓手，才能完成这艰险的攀爬。
“党坚强有力，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，国家就繁荣稳定，人民就幸福安康。”十八大报告道出了走向复兴的关键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全党必须警醒起来，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向历史、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。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宣示，将党的建设、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，置于复兴大业悠悠万事的中心。
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这样在全党范围开展起来。
(二)改革开放，将中国推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百尺竿头的更上层楼，举步艰难。
如果说35年前的破冰，是向人性、向常识、向利益的回归，思想解放的刀锋所向，处处都能打开一片新天地，那么今天的纵深推进，则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。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，似乎比之前更尖锐也更复杂。
宏观层面，体制转轨遭遇既有格局的强大惯性，发展转型面临创新能力和人才培育的刚性瓶颈，政府职能转变不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也不能没有临渊履冰的精细和严谨。民主的发育，要有法治护航;法治的尊严，离开民主又极易专断。忽视公平共享的“GDP主义”，显然已难以为继;过高的期待过急的操作，又可能制造出牵绊发展的“福利主义”温床……太多的两难，让人顾虑重重、举棋不定。
微观层面，地方债居高不下，房价起伏不定，“看得见的手”进退两难，“看不见的手”难以施展。老龄化浪潮迅速吞噬人口红利，催生“未富先老”的困境。一边是就业难，一边是用工荒;一边是城镇建设热火朝天，一边是城门高耸楼宇空置;一边是素质教育高歌猛进，一边是校外开小灶填鸭式补课;一边是医生加班加点叹收入太低，一边是患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还要送红包……太多的纠结，累积不高兴不和谐不稳定的情绪。
继价格并轨、国企改革、政企分开之后，中国的改革发展，再次进入阵痛期。毫无疑问，近几十年来，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，有国外媒体由此判断，“中国共产党是迄今最成功的人民政党”。但也毋庸讳言，多元格局的形成，令“万众一心”的改革已成奢求，而腐败之风所及，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的信任大为损耗，过去质朴无邪的老百姓有些成了杯弓蛇影的“老不信”。
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执政者，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多样的利益需求，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重任，要在这场“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”中继续取得胜利，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力前行，只有以对自身的高要求不断刷新形象，通过真挚诚恳平等的互动，抚慰群众的情绪，满足群众的诉求，巩固群众的信任，争取群众的支持，凝聚群众的智慧，来闯过眼前的深水险滩。除此之外，别无选择。
这便是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现实背景。
(三)遍观当今世界数以千计的政党，若论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无出中国共产党其右者。
长征路上，衣衫褴褛，缺枪少弹，九死一生，一声“救亡图存”，应者绵延两万五千里，最终涓滴汇海而成大潮流，众志成城而为新中国。为缓解粮食压力、减少工资支出，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精简职工近2000万，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、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，没有补偿，甚至不用动员，当事者竟几无怨言。毛泽东由衷赞叹：我们的中国人民、我们的广大干部，好呀!两千万人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不是共产党当权，哪个党能办到?
为什么能办到?
斯诺去陕北寻找答案。“我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，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;周恩来睡在土炕上;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;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;林彪请我吃的是‘面条宴’;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……他们坚忍卓绝，任劳任怨，是无法打败的。”
就是在那里，朱德写下真挚的悼文：“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，但是，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。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?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，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——中国共产党，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。这是我能做到的，一定能做到的。”
1973年，得知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没下过透雨，数十万人缺水，数百万人缺粮，病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“不够”和3个感叹号：“口粮不够，救济款不够，种子留得不够，饲料饲草不够……必须立即解决。否则外流更多，死人死畜，大大影响劳动力!!!”
1958年，在重庆綦江，轻车简从的邓小平临行前从车窗伸出头来，叮嘱年轻的区长：“小王，不要忘记农民，人民要吃饭，人民要吃饭，人民要吃饭。”
“一切为了群众，一切依靠群众”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路线。面对群众，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应有任何特权，为人民谋幸福从来都是党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。正如学者所分析，其他政党之所以没有完成“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”，原因正在于“都与民众不生关系，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”，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“联系人民群众的党”，因而才能穿越革命、建设和改革的艰难行程，走向复兴、走向辉煌。
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，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循着群众路线的脉络，我们党所展现出的“那种精神，那种力量，那种欲望，那种热情……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”，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“东方魔力”，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“兴国之光”，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、接续梦想的动力之源。
(四)从革命党到执政党，条件变了，环境变了，党的群众路线必将面临严峻考验。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，尤其如此。
战争环境下，党的生存直接取决于群众对党的态度。执政之后，政治地位的改变，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掌握和支配，使党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群众生活能否改善、生产能否顺利发展，都反过来依赖于党的路线政策，依赖于党的各级机关的工作态度，依赖于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。这种依存关系的转变，往往成为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。
当党政干部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，“官僚主义”的坏风气便可能冒头甚至蔓延。党注意作风建设时，领导干部会自觉联系群众，帮助群众解决困难;而当党风不正时，“突出官权、泯灭民权，以官为主、以民为仆，以官为本，唯官是从，官民严重对立”的官本位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，党的生活变得随意化、庸俗化，党内自由主义与好人主义盛行，一些党员甚至挡不住诱惑、守不住底线，掌握大权的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。
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孪生兄弟。它们共同的特点，是颠倒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，对上唯唯诺诺，时时盯着领导高兴不高兴、满意不满意，甚至不惜通过弄虚作假、竭泽而渔、寅吃卯粮来换取所谓“政绩”;对基层群众的感受却不敏感、不关注乃至不在乎。对上“看天气”，对下“耍霸气”，办公室里“找灵气”，却唯独不到群众中“接地气”。要让他们为了群众利益去坚持原则得罪人、动自己的奶酪，更是连门都没有。
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。在长期执政条件下，“公权”与“私利”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，“打江山”是人民的江山，“坐江山”却可能有“家天下”的错觉。面对从手中汩汩流过的财富和资源，主观的自觉与客观的监督只要有丝毫松动，要抵御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诱惑，就变得难上加难。
不是没有前车之鉴。最令人震撼的蜕变，发生在曾令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社会主义苏联。十月革命后的粮食危机时期，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却因吃不饱饭，昏倒在会场。列宁不得不倡议设立“疗养食堂”，强迫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“为人民吃饭”。到赫鲁晓夫时期，这些疗养食堂已变身为遍布各加盟共和国的“小白桦”商店，为近百万特权阶层专供各种稀缺和进口产品。“专门的医院、专门的疗养院、漂亮的餐厅和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，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”，叶利钦回忆，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他配有3个厨师、3个服务员、1名清洁女工，还有1名花匠，“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，则可以享受一切——你进入了共产主义!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、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，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，就都不需要啦。”
到今天，有着74年历史的苏联，已经解体22年。20多年来，对于苏共亡党亡国的反思，在社会主义中国从未停止。精神懈怠、能力不足、脱离群众、消极腐败的危险，执政考验、改革开放考验、市场经济考验、外部环境考验，防住了经得起，我们就能涉险过关，实现长治久安。防不住经不起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盛行，所带来的不仅是“载舟覆舟”的千古警思，更有亡党亡国的灭顶之灾。
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，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强调：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，任其发展下去，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，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、失去血脉、失去力量，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“霸王别姬”。
(五)理想信念的动摇，是脱离群众的根源。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，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。
“打江山”、“闹革命”的老一辈，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，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“叛逆”。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，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，与平民大众“天生就是一家人”。
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，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。这一坐，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。那之后，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，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，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。彭德怀回乡搞调查，晚上座谈，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，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，掐穗搓粒，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。
如今，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。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，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、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，一些人片面强调“精英治国”、“专家治国”，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。更有众多“出了家门进校门、出了校门进机关门”的“三门干部”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。一些领导干部，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，对群众感情不深、关切不够;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，“不想下基层去”的畏惧与“想下基层下不去”的尴尬并存;更有甚者，将“密切联系群众”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，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,把“鱼水关系”变成了“油水关系”甚至“水火关系”，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。
“脱离群众”，有主观努力的不足，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。
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，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、流动、分化的趋势。打破单位、地域、城乡、所有制的界限，“流动中国”扩大了人们的交往，增添了社会活力，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。
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，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，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。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，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，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，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，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。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，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，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，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，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……
这些态度截然不同、意见南辕北辙的人，都是群众的一分子，都是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。面对如此多样、多元、多变的利益格局，群众工作的困难与日俱增，挑战前所未有。近年来，规模可观的上访人群，时有耳闻的群体事件，一方面说明，群众对自身权利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，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;另一方面也表明，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“失语”，在群众方法上“失效”，在群众路线中“失位”，联系群众的能力在下降。二者相互叠加，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时代考验。
(六)我们常说，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。这个发展，是广义的发展，其中也包括群众工作的创新、执政能力的提升。
今天的中国共产党，在党员数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。截至2012年底，党员总数突破8500万，年增幅超过3%。按照这一增长速度，中共党员数量几年后就将突破1亿，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。
与过去相比，我们的党员队伍力量大大提升了，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，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，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。但全党同志务必谨记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，不代表人民利益，不秉持群众观点，再雄厚的实力、再庞大的队伍，也只能是无基之台、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流。全党同志务必谨记，在执政64年之后，我们所拥有的更多财富、更多资源、更多渠道，只能说明我们在把握群众所思上，在解决群众所忧上，在满足群众所盼上，应有更大决心、更多智慧、更多方法。
史可为鉴。1990年，苏联《西伯利亚报》曾以“苏共代表谁”为题，在部分群众中进行调查。统计结果显示，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%，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%，而认为代表官僚等的却占85%。一个被人民群众认为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党，不管它的历史多么辉煌，其最终垮台也势在必然。
有外国观察家指出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概念中，“群众路线”是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，“包含着中共全部的秘密”，是“最为重要的软实力”。确实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。群众路线是我们这个政党保持先进性、纯洁性，巩固执政地位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。如何呵护好这一党的生命线，保证党的干部不愿、不能、不敢脱离人民群众，以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，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在这张我们党交出的时代答卷上，这一代共产党人都应严肃自问：我们该有怎样的书写?
(七)“照镜子、正衣冠、洗洗澡、治治病”，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开展至今，已经催生一些变化、取得明显成效。
但从活动开展以来所反映出的问题看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认为“四风”问题与己无关，对待群众正如邓小平当年批评过的，“困难时依靠，顺利时就不依靠;需要时依靠，不需要时就不依靠;口头上依靠，思想上并不依靠”，因而学习教育流于形式、浅尝辄止，把学习当成额外的负担;听取意见怕丢面子怕损权威，缺少闻过则喜、闻过即改的胸怀和魄力;查摆问题“怕”字当头，“批评上级怕打击报复，批评同级怕引火烧身，批评下级怕丢选票，批评自己怕自毁形象”;整改落实瞻前顾后、左顾右盼，唯恐限权控权的措施一旦制度化，会让自己受制约不自在。
这些表现再次提醒我们，群众路线所体现的党群关系需要进一步具体化、明晰化、规范化。正因此，中央强调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，通过活动建立常态化、长效化的制度，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存在的“四风”问题，解决党群关系存在的问题，而且“制度一经形成，就要严格遵守，执行制度没有例外”。
实际上，改进作风、清扫“四风”，不仅仅是一次“思想上的革命”，更是一次“制度上的探索”。“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，作风建设的小切口，打开的是一个大的工作面。
一方面，作风问题切实关系人心向背，从突出问题改起，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，才能积累起更多政治信任;另一方面，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，还是提出“开门办活动”、“开好民主生活会”，都是我们党的民主建设的原则体现。正如政治学者的观察，群众路线是“一种逆向公众参与模式”，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人民大众，传递的是执政党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决心。
转变工作作风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也是各个领域改革的推动力。在经济领域，作风建设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，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，形成可持续、有效率的消费规则，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。在政治领域，改作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，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、机制的调整优化、制度的创新完善，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。在文化、社会领域，改作风无疑能在全社会倡导一种质朴、清新的社会风尚，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以改进作风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的确可谓“蝴蝶的翅膀”，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深刻变革。而这场变革的中心，关涉一对至关重要的关系——权利与权力。
还记得抗战胜利前后，美国军事考察组结束延安之行，曾经向宋美龄盛赞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风。宋美龄听后不屑地说，那是中共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儿。这不屑的质疑，如同一面镜子，警醒着走向全国执政的共产党人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金色大字镌刻在新华门的影壁上，更镌刻在数千万党员的心里，西柏坡“两个务必”的告诫如大吕黄钟，余音不绝。
我们党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“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”，“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，“发展为了人民，发展依靠人民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”，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……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不忘人民嘱托，始终坚持从严治党，努力践行90多年前的那个“最初的诺言”。
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，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”，“把党性修养正一正、把党员义务理一理、把党纪国法紧一紧”，“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能放松、一刻都不能停顿”……不断深入的教育实践活动，凝聚着执政为民的政治信念，熔铸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，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居安思危的历史自觉。
(八)1956年，党的八大召开之际，一位诗人写下这样的感触：
“不要忘山乡水村的那些母亲，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弟，也不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，他们的烦恼和困难要多多深思。这是我们的本色也是我们的来历，把它像石碑一样刻在心里!”
过去的90多年里，我们党在拥有50多名党员时，能将无数人吸引到共同的旗帜之下;在拥有120万名党员时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;在拥有近450万党员时，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;在拥有3500万党员的时候，以改革开放催动追赶世界的脚步;在拥有8000万党员的时候，领导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今天，我们已经拥有了8500多万党员，正带领13亿人民，向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浩荡前行。
新中国50周年大庆时，天安门城楼上，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看着连绵不绝的国庆游行队伍，曾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人民就是江山，江山就是人民。”
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源于这样的承诺——
“与人民心心相印，与人民同甘共苦，与人民团结奋斗。”
